4月底，耸立在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市中心特尼斯米亚基山岗上的解放战士纪念碑，被该国政府下令拆除，政府并声明要对纪念碑所在地的无名英雄烈士墓进行开挖，以“验明”长眠于这里的尸骸的真正身份。这不仅在当地，而且在俄罗斯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惊动了欧盟国家领导人。俄外长拉夫罗夫称，爱政府无视“历史的价值”，这一行为“令人难以接受”。而爱外交部表示，所挖掘出来的烈士遗骨将于6月中旬在塔林军人公墓重新下葬。

    往事并不如烟

    塔林拆除纪念碑的诱因是爱沙尼亚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代表在3月25日向这个纪念碑送去了一个用铁丝网编制的“花圈”，上面写着：“爱沙尼亚人民的刽子手。”他们是要在这个日子表达对1949年3月25日那个特殊日子的纪念。

    1948年是战后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苏联遭受了严重灾荒和饥荒，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地位。对外，对东欧各国的局势实行更严密的控制，对这些国家党的领导和政府组成施加更深入的干预；对内，通过成立“荣誉法庭”等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和惩罚，在边界地区迁移“不忠实的”、“反苏的”少数民族。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把特别危险的国事犯刑满后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落户的命令》。战后新一轮的迁移运动由此开始，而1948年～1949年的上半年就成了这种特别迁移的时间段。

    1949年3月25日，根据苏联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苏共爱沙尼亚中央第二书记卡罗塔姆·尼古拉的指挥下，在苏共列宁主义青年团爱沙尼亚中央书记阿诺尔德·梅里等的具体执行下，从爱沙尼亚西北部、里加湾与波罗的海及芬兰湾之间的两个岛屿———希伊乌马岛和萨莱马岛上强行迁走了八万之众的爱沙尼亚人。政府指出这些被迁走的人是“德国法西斯走狗”、“特种军团的士兵”和“兄弟游击队”，总之，是反对苏联的力量和潜在的“第五纵队”。但是，爱沙尼亚人不认同这种迁移，在他们看来，这是苏联政府对爱沙尼亚人的又一次镇压，因此，一直记着这笔账并耿耿于怀。1990年爱沙尼亚脱离苏联后就在清算这笔账，十几年来地方法院和政府最高法院不断对当年参与这种流放活动的、现在仍然留居在爱沙尼亚的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审讯、判刑和放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三国（另两国是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一。爱俄之间的恩怨还远不只这些。由于地缘的关系，爱沙尼亚一直处于东西方势力较量的夹缝中。如果从久远的历史看，爱沙尼亚不断处于主要是德国、波兰与俄国的争斗与瓜分之中。十月革命后，它曾一度在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下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是很快就宣布独立（1920年2月），并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苏联予以承认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32年，苏联与爱沙尼亚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再次确认了这种邻国关系。二战爆发前，爱沙尼亚的地位时刻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爱政府自认为，处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地理位置是它可以向双方讨价还价的资本。但是，苏德双方对爱沙尼亚的争夺和控制却与日俱增。

    1939年的第一季度，爱沙尼亚政府开始更密切地与德国接近，商讨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事宜。这引起了苏联的严重不安。1939年3月2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给爱沙尼亚驻苏联公使的照会中发出了警告：“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始终不渝地赋予爱沙尼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以巨大的意义，这不仅符合这些共和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苏联的切身利益。从这些做法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任何协议，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在外界压力下被迫签订的协议，其结果如果是贬低或限制了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独立和自主，无论在爱沙尼亚领土上还是在其他港口，准许第三国政治经济的存在，并为它提供任何特权和优惠，苏联政府都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而且是与当时调整苏联与爱沙尼亚相互关系的上述条约和协定的前提和精神不相容的，对于违背这些协定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也是不能容忍的。”尽管苏联义正辞严，爱沙尼亚政府仍向德国保证说：“爱沙尼亚把俄国的声明看做是占领爱沙尼亚的威胁。”德国对爱沙尼亚的关切也十分清楚：“我们认为爱沙尼亚的独立以及它的政策是巩固和平的因素，它的存在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